“红旗渠”，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它是艰难岁月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也是创新思维的伟大音符。
　　 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2004年4月，原名“引漳入林”工程的红旗渠通水已经整整40年，周刊记者来到这里，实地采访了特等劳动模范任羊成和当年主持修渠决策的原县委第一书记杨贵。

　　杨贵：红旗渠有“超级机密”

　　杨贵这种具有林县人特征的性格没少让他尴尬。在那个大放卫星的年代，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县委书记们在毛泽东的面前慷慨激昂。

　　翻开由河南作家王怀让等撰写的《中国有条红旗渠》，第2页上这般写道：“讲解员小李指着前面一块大石壁上的一段刀刻斧凿般的文字，说那是当年率领群众修渠的老县委书记杨贵题写的‘赠言十水’，江泽民总书记走上前去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祖祖辈辈缺水盼水，红旗渠引来漳河水，水库蓄住了山谷水，红旗渠灌满库池水，浇地渠库池齐放水，一渠水可顶两渠水，平整土地合理浇水，大家都来节约用水，关键保好渠管好水，林县就不再缺水。’念完后，总书记连连称赞。”

　　用劳模任羊成的话说，杨贵比他小一岁，今年75岁了。杨贵生于河南当地一贫苦农民家庭，14岁在中国共产党动员抗日反对内战的号召下，参加了抗日和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斗争。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和区的抗日救国会主席。

　　1947年7月，在战斗中负伤，未愈，即赴淇县前方指挥部工作。1950年任汤阴县宣传部部长，1952年12月，调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据记载，淇县为“封神榜”时代姜子牙“姜太公”的故地，汤阴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家乡，而安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曹操起家的地方。中原大地汇聚着的民族英豪之气，想来也一定包裹着、浸润着当时年仅20多岁的杨贵的心灵。1954年5月，26岁的杨贵调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兼任人民武装部主任。杨贵从此在林县一干就是21年。

　　在《红旗渠建设的回顾》中，杨贵这样写道：“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县财政的收入十分薄弱，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遇，林县人民可能永远吃缺水之苦。

　　那么，依靠自力更生，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住修建红旗渠这个特大的‘粽子’？”但是，关于“县财政”问题，在采访所收集到的各种材料中，几无涉及。

　　《中国有条红旗渠》的第29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杨贵这种具有林县人特征的性格没少让他尴尬。在那个大放卫星的年代，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县委书记们在毛泽东的面前慷慨激昂。”这是一段内涵极其丰富的记叙。

　　在林州，我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先请任羊成与老书记杨贵同志通话。随后，我与杨贵通话：我是上海新民周刊的记者，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红旗渠，听过“劈开太行山”的歌声；这次亲眼看到红旗渠，心中非常感动。我的体会，红旗渠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艰苦奋斗，二是实事求是。“我这样理解红旗渠精神，对不对？”我特别提到，“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您究竟说了些什么？”

　　杨贵略一沉吟，在电话中他用很恳切的口吻说道——

　　你的这个观点非常对。光靠不怕牺牲，不怕死，豁出命去，并不一定能建成红旗渠。修建红旗渠，是在1959年底做出的决定，以后的三年，属困难时期。前一年，是1958年，当时正在“大跃进”，各地的浮夸风非常厉害。那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我到地区汇报工作，是第一个发言的。个别领导听到我的数字，很不屑地说话：你们林县就是躺着不干，麦子产量也不应该这么低。他还问，你是按干小麦计算的，还是按照湿小麦计算的？你得加上“水分”。我说，湿小麦比干小麦有分量，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计算这个“水分”。一边有人讲话，就算10%的水分吧。我说，加11斤“水分”，林县小麦单产还就是125斤。

　　在我后面发言的，就说自己县里边的小麦亩产400斤、500斤的。也有谎称亩产1000斤的。可是，后面事情就来了，上级收“征购粮”，那个县亩产1000斤，就上交500斤，留500斤也够吃了。那个县亩产根本没有达到500斤，但要交足500斤，还要“担上自留了500斤口粮的虚名”。

　　我告诉你，在1958年很风光的那些“地方”，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基本都垮了。

　　那时候“大炼钢铁”，林县与附近两个县成立“指挥部”，我任指挥长。地区要求要上15万人。我最终只“上”了5万人。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离京赴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途经新乡，在火车站召见豫北的几位县委书记，杨贵名列其中。毛主席握住年仅30岁的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搞水利很有一套。”看到杨贵激动得额头沁出了汗珠，毛泽东风趣地说道：不要这么严肃嘛，你们把衣扣解开，解开。

　　毛主席问我，你这里大炼钢铁，去了多少人？当时在座的有省委副书记史向生，还有地委领导。我想，跟毛主席座谈，不能讲假话的。我说，我们“上去”了5万人。毛主席问话了，这么多人都住在什么地方？我回答毛主席，少部分人住在老乡家里，大部分住在野外。毛主席再问：住在野外，那生病的人多不多？我说，现在刚刚“上去”，生病的人不多，可是时间长了，会有问题的。毛主席继续问道：你们一天能够生产多少？我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我们汇报有一天炼出200吨、300吨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办食堂，老百姓的锅不用了，把砸锅的铁算上，也就10多吨“土铁”。毛主席打量着周围的人，问道：杨贵说的情况有没有代表性？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回答：客观地讲，有代表性。我又说，今年是丰收年，可现在地里的麦子都收不回来，因为人都炼铁去了。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再上人了，把大部分人撤下来，收粮食，搞水利；留少部分人炼小高炉，就可以了。

　　1959年，林县再度遭受严重旱灾，河渠断流，井塘干涸。杨贵狠下决心，多次召开县委会议，大胆作出引漳入林，修建红旗渠大型水利工程的决策：向山西的浊漳河“借水”，劈开太行山，建造人工天河，把水引进林县。

　　当时，尤其是省里及相邻县的干部们，心头有个大疑惑，修红旗渠，林县究竟有多少家底？这是林县的“超级机密”，当年除了杨贵和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以外，省里和地委谁也不知晓。几年后，超级机密“露馅”了。原来杨贵和县委一班人趁着1958年丰收，也没有因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悄悄攒下了4000多万斤储备粮，“私设”了一个200万元的“小金库”(尽管这些资金和粮食，远远不够后来修建红旗渠的需求)。“上面”派来调查组，县人民银行行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调查报告送往北京。时任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阅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

　　在林州，任羊成跟我说了一个“林县组织部长被撤职又被复职”的故事。回到上海，我再次跟杨贵打电话，询问此事。杨贵首先在电话说了一句：我非常敬佩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

　　那时处在困难时期，有的老百姓在挨饿。红旗渠建设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资金、物资供应都非常紧张，一部分干部、群众，对于修建红旗渠的认识也不一致。

　　1961年7月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河南七里营蹲点。他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

　　有人向谭震林反映，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搞光了。“林县的书记杨贵还把‘引漳入林’改名为红旗渠，为了‘挣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谭震林听到这话，火了，就说道：这样的死官僚，要撤职。千人大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说，杨贵很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批评“不符合事实”。这个话反映上去，谭震林说，还不认识错误。于是，地区领导就决定，撤销这位组织部长的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同时决定，第二天召开地委委员扩大会议。

　　我是地委委员，来到安阳开会，感到气氛紧张，有些同志不敢跟我讲话，也不敢握手。相熟的一位同志，趁着中午来到我的房间，悄悄说：要注意啊，中央领导点你的名了。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赶紧走人。

　　第二天开会，有30多人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南局、河南省委和国家农委的同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是了解我的，他从台上传了张条子给我。上面写着：尽快发言，认真检讨。我懂他的好意，快做检讨早过关。我没有按照那个意思讲话。我说：修建红旗渠，不是组织部长主持决定的，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要撤就撤我的职。毛主席说过，共产党人有“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能因为组织部长说了不同意见的话，就撤他的职。我还说：农村出现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原因，只责备下边，我不赞成，况且这也纠正不了错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责任也不只是在下边。

　　我这样讲话，是有点“说完了就随便怎么处理“的意思，但是坐在台上的谭震林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

　　地委书记宣布休息，有10多位县委书记上来跟杨贵说话，你今天可讲出了我们不敢讲的话。杨贵回答，我不同意撤组织部长；要撤，撤我；请地委将我的意见上报省委和中央。会后，没有发言的谭震林，立即组织调查组来到林县，结果是有人“讲了假话”，杨贵讲的是真话。组织部长随即复职。

　　“文革”开始，1966年9月21日，有数百人到林县要揪斗杨贵，遭到林县上万群众的包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杨贵在医院开阑尾炎。中央知道了河南及林县的情况，周恩来要谭震林通知河南省委，邀请杨贵“参加国庆观礼”。然而，因为“阻拦”，杨贵未能成行。后来，谭震林遇见河南省委的同志，问起此事，有人汇报说：杨贵在林县“挑动群众斗群众”。谭震林反问道：他们为什么到人家林县地盘上去造反，打他们活该。

　　杨贵说，我真是敬佩老一辈革命家，光明磊落，敢作敢为。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贵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调杨贵同志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兼任河南省委常委、安阳地委书记、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林县人民苦战十个春秋，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打通211个隧道，修建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通水40年，红旗渠总引水量85亿立方米，历年灌溉面积达8000万亩次，增产粮食15.9亿公斤，发电4.7亿千瓦时，共创效益近17亿元，相当于总投资的23倍。

　　199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参观红旗渠青年洞，他说：当年林州人民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把红旗渠修起来，真不容易。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需大力弘扬，希望你们利用青年洞、神工铺等景点，办成青少年教育基地，继续发扬红旗渠精神，再创林州辉煌，谱写好林州发展四部曲。

　　在林州，我听到一个花絮：离休后居住在北京的杨贵，在院子里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水窖”。我在电话里问他，有这个事吗？杨贵回答：就是修个蓄水池，想起红旗渠，想到林县老百姓曾经那样子的缺水，我实在是舍不得浪费一滴水，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